日本的对华态度不仅仅取决于领导人在公开场合的陈述，更要观察他们提拔哪些人上前台。这个判断在9月下旬的日本尤为明显。9月17日下午，木原稔在官邸宣布了改组后的内阁名单，虽然有10个新任阁员，但关键领域如外务、防卫、财政和经济安全的领导人均未更换。茂木敏充继续负责外交，小泉进次郎留任防卫部长，片山皋月仍管财政，而小野田纪美则继续监管经济安全。这种看来热闹的内阁改组，实际上并未改变日本外交和安全的核心框架。然而，就在改组前六天，前外相岩屋毅将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的身份，计划在9月27日至30日访问北京，并已获得中方的接待确认，力求与中方高层会晤。
日本一方面稳定了核心团队，另一方面却派遣资深人士前往北京，这反映了东京的真实态度。我认为，这次对华政策的改变，表明日本开始承认一个事实：单靠关闭与中国的所有对话渠道，日本将承受不起这样的代价。自去年11月高市早苗在国会上表述涉台问题以来，中日之间的官方交流几乎停滞了十个月，出口管制的收紧使日本的多个行业面临严峻挑战。国贸促进协会的此次访问原定于6月举行，但因前会长河野洋平的去世而推迟，而新任会长岩屋毅计划于9月进行访问，表明日本经济界迫切希望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45周年之际恢复联系。显然，这是被迫的调整，非自发的和解。
在9月14日之前，日本一些议员的举动同样引人关注。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8名青年代表团由高村正大带队访问北京，他们首先会见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随后又与外交部部长助理刘彬会面。杨万明明确表态对高市早苗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论表示愤慨，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重点。第二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重申高市的错误言论是中日关系当前遇到严重困难的重要原因，这清楚地表达了中方的立场。此时的时机尤为敏感，恰好处于岩屋毅访华前两周以及内阁改组前的几天，中方显然是在向日本传达信息：交流的大门是敞开的，但需要明确传递关键信息，不能在途中扭曲。
关于岩屋毅，他的资历深厚，曾11次当选众议员，并在第二次安倍内阁担任防卫大臣，去年在石破内阁任外相，是自民党内的资深外交派。他与那些以反华口号作为选票的年轻议员不同，更加注重“公共事务的管理，而不是争吵”。在国务卿蒲甫去世前，他曾是最后一批公开访问北京的现任外相之一。我们将他视为不反华的老将，意味着他在推动中日关系方面的观点，符合当前时势，而非仅仅靠反华言辞维持自己的政治生涯。
这种双轨运行的模式在日本政界存在多年，但我要强调的是，虽然不反华的老将上任，但单凭一人力量难以改变中日关系的困境。即便岩屋毅可以建立联系、传递信息，并在内部明确中方的不满，他仍无法左右内阁的决策。若要真正转变政策，则需看官邸的态度。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9月18日对这次内阁改组的分析也表明，高市在改善日中关系方面并未做出实质性的人事调整，反而将曾担任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的林芳正排除在外。
这个对比颇具深意：2012年安倍晋三重新上任自民党总裁后，特别邀请了高村正彦担任副总裁，以便为缓和关系留有余地，而此次高市并未进行类似安排。因此，我认为，官邸的战略基调依然未变，当前的变化更多是策略上的调整，而非根本性的转变。这也解释了中方为什会在指明问题的同时，依旧欢迎务实派的访问，指出问题所在反而为后续的沟通留下了空间。
这些观点虽然不算新鲜，但是在高市改组后的第一份对华工作计划中，其意义则显得更加深重。我个人特别关注其中第四点——以实际行动建立信任。前面三条虽已被日本官方承认过并签署落实，但现在的困境在于，口头承诺和实际行动不一致。国贸促的代表团访华商谈，然而防卫省却在南西方向加大军事部署；国会代表团前往北京握手问好，侧边官房长官在东京又拒不收回涉台的失言。这种失衡不可能长期存在。再者，历史上任何日本重大的工程，同样无法仅靠中央政府决策就一手包办，必须获得地方社会的支持和共识。
这点在东海问题上同样适用——一旦对华关系出现失控，海警在钓鱼岛周边的活动将更加频繁，冲绳的军事基地问题将从单纯的技术项目转变为安全问题，届时日本所需承担的资金和公众的态度都将变得更加复杂。岩屋毅作为曾任防卫大臣的资深人物，对于这一点早已心知肚明，也正是他愿意在此时亲自访问北京的重要原因之一。9月27日岩屋毅的来华之行，我个人并不期望他能带回具体的协议。
